1941年12月，侵華日軍占領香港。當時，包括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梁漱溟等人在內的數百名知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尚在香港開展抗日救亡工作，處境十分危險。在此危難之際，時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多次急電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要不惜一切代價，想盡一切辦法，盡快把這些中華民族的文化精英轉移出來，護送到安全地帶。

原東江縱隊交通分站站長 廖志華：那個交通網啊，要通過敵人封鎖線的話，那個哨兵要問哨，不行就打死你。專門走小路，都是斬荊披棘，通過高山密林，通過（敵人的）封鎖線。

1942年1月，營救工作開始秘密進行。由于日軍攻打香港后，許多文化人士各自分散隱蔽，彼此都失去聯絡，營救人員幾經周折，才找到了所有的營救對象，并把他們安置在安全的秘密住所，隨后開始研究具體的營救計劃。

張明慎：同志們，營救撤離工作，可以分為三步進行，第一，我們要迅速聯系這些文化精英和民主愛國人士，然后把他們秘密護送到港九游擊隊的活動基地；第二，通過定安、惠陽游擊區的交通通道把他們護送到東江抗日根據地；第三，再從抗日根據地把他們護送到老隆，然后從老隆再到韶關，直至最安全的大后方！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精神，營救方案最終確定了三水路一陸路撤離路線。1942年1月9日下午，鄒韜奮、茅盾夫婦等20多人作為第一批撤離人員，打扮成難民，混在逃難的人群里，長途跋涉百余里，最終抵達深圳白石龍村。負責轉移何香凝、柳亞子等人的東江縱隊短槍隊隊長江水的后人江山回憶，水路的撤離也克服了重重困難。

宋慶齡的撤離過程更是驚險萬分，當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廖承志找到宋慶齡并保護她搭乘最后一班飛機離開香港后，啟德機場就遭到日軍攻占。

中國國家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常瑞卿：通過這次大營救，提高了中國共產黨的威信，他們就堅信了中國共產黨抗戰的主張。特別是著名作家茅盾，在《脫險雜記》當中寫道，這次香港大營救組織得非常周密，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一次營救。

此后的100多天里，上千名滯留香港的文化名人、愛國民主人士及家眷、國際友人，在抗日游擊戰士的護送下從香港神奇地“蒸發”，無一人犧牲，無一人被捕，創造了“勝利大營救”的奇跡。此次大營救，為中華民族、為新中國保存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對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意義深遠，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來源：共產黨員網